中关村：飘扬在科技体制改革潮头的旗帜
2013-11-25 11:41 中华品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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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文利报道
如果说，安徽小岗村是中国改革的起点，那么北京中关村就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
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再到中关村科技园区，直至今天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不同发展历史时期一次次名称的变更，也意味着中关村在体制机制方面的重大创新和变革。
30多年来，中关村一直挺立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潮头，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中关村是飘扬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潮头的一面旗帜。
改革的先锋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改革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0年10月23日，在中关村一个破旧仓库，诞生了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它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与6名科技人员一起创办的。
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为何要从科研院所走出来创业？原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陈春先1978年至1980年间3次考察美国硅谷和128公路等地，当他看到那里云集的数百家高科技企业，一批批科研成果迅速完成了产业化、市场化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后，被深深震撼了。
“中关村的人才密度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潜力没有挖出来。”怀着一种使命感，陈春先决定在中关村地区建立“技术扩散区”。
30多年前，创办这样一个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愿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办企业可谓石破天惊。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拉开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一轮改革的基本点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技术的商品属性，开拓技术市场，促进技术和经济的结合。
在改革号角的感召下，以柳传志、王洪德、段永基、张家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从大院大所走出来，拉开了科技人员面向市场、自主创业的序幕。
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白颐路（今中关村大街）附近聚集了“两通”、“两海”以及联想等近百家民营科技企业，被人们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民营科技企业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科研机构和国营企业，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关村的创新和发展。1987年，中央办公厅组织7家单位联合成立调研组，开展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研工作，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该报告评价：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冲击了旧观念，冲击了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旧体制，探索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探索了我国高技术产业起步和发展的新路子，为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于1988年5月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示范区前身）成立，同时，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奠定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现行政策的基础。由此中关村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和中国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区。
“我们所处的时期是历史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碰撞最激烈的时候，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探索。试验区如果不去探索，不去改革，不去试验，就没有生命力。”这是25年前胡昭广在应聘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时激情洋溢的面试发言。
胡昭广参加的这次面试正是北京市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试验区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当时，这是对传统政府公职人员任命制的一大突破。胡昭广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家高新区的第一任主任。
25年来，中关村始终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在企业产业制度、股权激励、税收政策、创业投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科技经费管理、政府采购、工商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科技中介服务、信用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改革，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有效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结合，同时，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自然人与外商合资企业、第一个科技成果占注册资本100%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人投资机构……中关村创造诸多的“第一”，本身就是一个冲破旧的藩篱、不断解放思想的改革历程。
梳理中关村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关村的发展道路，是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和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道路。
市场的力量
2013年9月30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
值得一提的是，柳传志、李彦宏、雷军等企业家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为中央领导作现场展示和介绍。这三位都是在中关村创业并最终大获成功的优秀企业家。
如今被称为IT教父级企业家的柳传志，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1984年，他“下海”创办联想，经过近30年的打拼，联想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PC生产厂商，并于2008年跻身世界500强企业。
深谙市场力量的柳传志近日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要让市场成为主导，一旦如此，企业家的作用就得以充分发挥。”
“持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打破体制机制束缚、不断释放创新创业活力；持续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创业生态系统、培育创业家精神和创业文化。”对于柳传志等一批成功的科技企业家为什么会在中关村诞生，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这样概括其中的关键因素。
如今，中关村聚集了24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近2万家高科技企业；共集聚国家“千人计划”人才703人，占全国的21%，企业拥有包括海归创业人才、博士学位以上人员等高层次人才超过3.5万人。科技金融信贷专营机构已达到40家；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24家。这里还活跃着百余家协会组织、80余家产业联盟。
创新要素的大量聚集和高度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效促进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深度结合，形成了一批新兴产业业态，催生了小米、京东等一批快速成长的科技型领军企业。
“改革创新激发了创业自由与发展活力。”在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看来，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国家高新区“站在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潮头，通过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了人、解放了科技生产力，形成了创业自由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局面，推动了经济与科技的紧密结合”。
市场一旦挣脱束缚，就会迸发梦幻般的活力，滚滚财富在创新创业中奔涌而出。
25年来，中关村企业总收入年均增长36.6%，占全国高新区的1/7；2012年，中关村实现总收入2.5万亿元，同比增长27.4%；中关村224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34万亿；2013年前三季度，中关村示范区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总收入19437.8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
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
让很多慕名来到中关村学习参观的地方领导感到纳闷的是，中关村管委会竟然没有一个负责招商引资的机构。在这些地方领导看来，“招商引资”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往往要花很大精力去找项目、找资金。
郭洪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利益主体分散化，政府更重要的是扮演一个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营造者的角色。
“近年来，中关村管委会的工作重点也在不断完善。现在管委会的工作重点，不仅包括对具体项目的支持扶持，而且还包括推动环境的营造、平台的搭建、创新基础设施的完善。筛选优秀的企业不能由政府来包办，政府的工作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一个有利于优秀企业脱颖而出的筛选评价和发育的机制，这样才能真正培育和筛选出最具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中关村的体制机制改革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支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党中央、国务院先后8次就中关村的创新发展做出重大决策部署。
1988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奠定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现行政策的基础。
1999年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在中关村实施一区多园的管理体制，开启相应的支持政策。
200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做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若干政策措施的会议纪要》，出台了8条具体支持措施。
200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支持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0年国务院决定在中关村进行“1+6”系列先行先试政策试点，开启了中关村改革创新的新局面。
2011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成为中关村发展新的重大里程碑。
201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调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至此，中关村示范区由“一区十园”发展到“一区十六园”。
“很多人以为中关村出台的很多政策就是给企业优惠，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解释，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实际上是寻求体制机制改革，意在打破妨碍创新要素流动的障碍和壁垒，大力促进技术、人才、资本的对接与融合。如大家所熟悉的“1+6“系列政策，其中的“1”是要搭建中关村创新平台，通过整合资源，特别是体制内资源，把19个国家部委和北京市29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跨层次、跨部门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采取“一条龙”服务的方式，来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支持和服务于创新创业活动，大大提高了协同创新的效率和效果。
曾经参与当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研、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于维栋将中关村的体制机制改革比喻成“一块具有导向性的铺路石”。他说：“中关村最主要的贡献是其发展模式的带动作用：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目标，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着力于服务，中关村模式代表了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新路。”
创新创业的策源地
2013年11月11日，中国人的购物狂欢节，无数消费者守在电脑前狂扫心仪的商品。
从天猫公布的数据来看，“双11”当天小米以5.5亿元的销售额排行第一。
小米是中关村一家创立仅仅3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自主研发软、硬件一体的小米手机为主营业务。
对比一骑绝尘的小米和中关村元老级企业联想：从1984年创办到1998年实现年收入100亿元，联想用了15年时间；而2010年创办的小米公司只用了3年就实现100亿元目标。
科技部部长万钢注意到了这两家企业不同的成长过程，他认为这表明“中关村示范区创新的效率在迅速提高。”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关村承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1300余项，约占全国40%。这里每年新创办科技型企业超过4000家；万元增加值能耗约为0.08吨标准煤，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0；R&D经费支出相当于增加值的10.5%，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5.3倍；创业投资案例和金额占全国1/3。
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到生物产业集群、节能环保产业集群，从新材料产业集群，到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从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七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态势，成为新兴产业策源地。
中关村的自主创新之花，更是在全国落地结果，成为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2012年，中关村及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459亿元，占全国近40%，其中80%输出到北京以外地区。
“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高端要素加速聚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认为，近年来，中关村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国家自主创新源头地位更加突出，产业规模和人均效益持续攀升，潜力企业持续涌现，领军企业实力不断增强，跨区域引擎带动作用逐步显现。
中关村创新创业热潮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今年7月，有着110年历史的国际权威科技媒体《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表文章称：“北京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北京的创业者未来或许将可以挑战硅谷在创新方面的垄断地位。”
“北京的创业生态系统，令波士顿和西雅图黯然失色。”被誉为硅谷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著有《硅谷秘史》的史蒂夫·布兰科在对中关村进行了专门访问后称赞。
改革创新再扬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5年来，虽然中关村在如何理顺政府、市场和企业等方面的关系做了许多探索，但是，“面向未来的中关村，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郭洪说。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在“1+6”政策基础上，今年9月，国家相关部委又出台了“新四条”，再破科技体制坚冰，支持中关村鼓励创新创业。目前，北京市正在制定进一步推进市属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机制变革的相关意见。
记者从中关村管委会了解到，中关村也将进一步解放思想，用好“1+6”和“新四条”等先行先试政策，抓紧推进市级层面先行先试和政策突破，让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更加遵从创新的本质和规律。
展望未来，到2020年，中关村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关村人将这一目标细分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强大引擎、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我国科技创新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
作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地，中关村将努力在全球坐标系中找准定位，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利用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描绘出了新的改革蓝图，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中关村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责任编辑：刘莉）
如果说，安徽小岗村是中国改革的起点，那么北京中关村就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
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再到中关村科技园区，直至今天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不同发展历史时期一次次名称的变更，也意味着中关村在体制机制方面的重大创新和变革。
30多年来，中关村一直挺立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潮头，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中关村是飘扬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潮头的一面旗帜。
改革的先锋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改革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0年10月23日，在中关村一个破旧仓库，诞生了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它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与6名科技人员一起创办的。
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为何要从科研院所走出来创业？原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陈春先1978年至1980年间3次考察美国硅谷和128公路等地，当他看到那里云集的数百家高科技企业，一批批科研成果迅速完成了产业化、市场化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后，被深深震撼了。
“中关村的人才密度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潜力没有挖出来。”怀着一种使命感，陈春先决定在中关村地区建立“技术扩散区”。
30多年前，创办这样一个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愿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办企业可谓石破天惊。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拉开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一轮改革的基本点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技术的商品属性，开拓技术市场，促进技术和经济的结合。
在改革号角的感召下，以柳传志、王洪德、段永基、张家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从大院大所走出来，拉开了科技人员面向市场、自主创业的序幕。
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白颐路（今中关村大街）附近聚集了“两通”、“两海”以及联想等近百家民营科技企业，被人们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民营科技企业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科研机构和国营企业，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关村的创新和发展。1987年，中央办公厅组织7家单位联合成立调研组，开展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研工作，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该报告评价：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冲击了旧观念，冲击了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旧体制，探索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探索了我国高技术产业起步和发展的新路子，为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于1988年5月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示范区前身）成立，同时，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奠定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现行政策的基础。由此中关村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和中国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区。
“我们所处的时期是历史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碰撞最激烈的时候，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探索。试验区如果不去探索，不去改革，不去试验，就没有生命力。”这是25年前胡昭广在应聘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时激情洋溢的面试发言。
胡昭广参加的这次面试正是北京市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试验区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当时，这是对传统政府公职人员任命制的一大突破。胡昭广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家高新区的第一任主任。
25年来，中关村始终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在企业产业制度、股权激励、税收政策、创业投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科技经费管理、政府采购、工商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科技中介服务、信用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改革，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有效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结合，同时，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自然人与外商合资企业、第一个科技成果占注册资本100%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人投资机构……中关村创造诸多的“第一”，本身就是一个冲破旧的藩篱、不断解放思想的改革历程。
梳理中关村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关村的发展道路，是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和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道路。
市场的力量
2013年9月30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
值得一提的是，柳传志、李彦宏、雷军等企业家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为中央领导作现场展示和介绍。这三位都是在中关村创业并最终大获成功的优秀企业家。
如今被称为IT教父级企业家的柳传志，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1984年，他“下海”创办联想，经过近30年的打拼，联想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PC生产厂商，并于2008年跻身世界500强企业。
深谙市场力量的柳传志近日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要让市场成为主导，一旦如此，企业家的作用就得以充分发挥。”
“持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持续打破体制机制束缚、不断释放创新创业活力；持续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创业生态系统、培育创业家精神和创业文化。”对于柳传志等一批成功的科技企业家为什么会在中关村诞生，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这样概括其中的关键因素。
如今，中关村聚集了24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近2万家高科技企业；共集聚国家“千人计划”人才703人，占全国的21%，企业拥有包括海归创业人才、博士学位以上人员等高层次人才超过3.5万人。科技金融信贷专营机构已达到40家；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24家。这里还活跃着百余家协会组织、80余家产业联盟。
创新要素的大量聚集和高度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效促进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深度结合，形成了一批新兴产业业态，催生了小米、京东等一批快速成长的科技型领军企业。
“改革创新激发了创业自由与发展活力。”在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看来，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国家高新区“站在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潮头，通过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了人、解放了科技生产力，形成了创业自由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局面，推动了经济与科技的紧密结合”。
市场一旦挣脱束缚，就会迸发梦幻般的活力，滚滚财富在创新创业中奔涌而出。
25年来，中关村企业总收入年均增长36.6%，占全国高新区的1/7；2012年，中关村实现总收入2.5万亿元，同比增长27.4%；中关村224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34万亿；2013年前三季度，中关村示范区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总收入19437.8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
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
让很多慕名来到中关村学习参观的地方领导感到纳闷的是，中关村管委会竟然没有一个负责招商引资的机构。在这些地方领导看来，“招商引资”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往往要花很大精力去找项目、找资金。
郭洪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利益主体分散化，政府更重要的是扮演一个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营造者的角色。
“近年来，中关村管委会的工作重点也在不断完善。现在管委会的工作重点，不仅包括对具体项目的支持扶持，而且还包括推动环境的营造、平台的搭建、创新基础设施的完善。筛选优秀的企业不能由政府来包办，政府的工作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一个有利于优秀企业脱颖而出的筛选评价和发育的机制，这样才能真正培育和筛选出最具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中关村的体制机制改革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支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党中央、国务院先后8次就中关村的创新发展做出重大决策部署。
1988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奠定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现行政策的基础。
1999年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在中关村实施一区多园的管理体制，开启相应的支持政策。
200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做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若干政策措施的会议纪要》，出台了8条具体支持措施。
200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支持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0年国务院决定在中关村进行“1+6”系列先行先试政策试点，开启了中关村改革创新的新局面。
2011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成为中关村发展新的重大里程碑。
201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调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至此，中关村示范区由“一区十园”发展到“一区十六园”。
“很多人以为中关村出台的很多政策就是给企业优惠，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解释，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实际上是寻求体制机制改革，意在打破妨碍创新要素流动的障碍和壁垒，大力促进技术、人才、资本的对接与融合。如大家所熟悉的“1+6“系列政策，其中的“1”是要搭建中关村创新平台，通过整合资源，特别是体制内资源，把19个国家部委和北京市29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跨层次、跨部门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采取“一条龙”服务的方式，来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支持和服务于创新创业活动，大大提高了协同创新的效率和效果。
曾经参与当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研、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于维栋将中关村的体制机制改革比喻成“一块具有导向性的铺路石”。他说：“中关村最主要的贡献是其发展模式的带动作用：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目标，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着力于服务，中关村模式代表了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新路。”
创新创业的策源地
2013年11月11日，中国人的购物狂欢节，无数消费者守在电脑前狂扫心仪的商品。
从天猫公布的数据来看，“双11”当天小米以5.5亿元的销售额排行第一。
小米是中关村一家创立仅仅3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自主研发软、硬件一体的小米手机为主营业务。
对比一骑绝尘的小米和中关村元老级企业联想：从1984年创办到1998年实现年收入100亿元，联想用了15年时间；而2010年创办的小米公司只用了3年就实现100亿元目标。
科技部部长万钢注意到了这两家企业不同的成长过程，他认为这表明“中关村示范区创新的效率在迅速提高。”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关村承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1300余项，约占全国40%。这里每年新创办科技型企业超过4000家；万元增加值能耗约为0.08吨标准煤，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0；R&D经费支出相当于增加值的10.5%，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5.3倍；创业投资案例和金额占全国1/3。
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到生物产业集群、节能环保产业集群，从新材料产业集群，到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从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七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态势，成为新兴产业策源地。
中关村的自主创新之花，更是在全国落地结果，成为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2012年，中关村及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459亿元，占全国近40%，其中80%输出到北京以外地区。
“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高端要素加速聚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认为，近年来，中关村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国家自主创新源头地位更加突出，产业规模和人均效益持续攀升，潜力企业持续涌现，领军企业实力不断增强，跨区域引擎带动作用逐步显现。
中关村创新创业热潮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今年7月，有着110年历史的国际权威科技媒体《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表文章称：“北京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北京的创业者未来或许将可以挑战硅谷在创新方面的垄断地位。”
“北京的创业生态系统，令波士顿和西雅图黯然失色。”被誉为硅谷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著有《硅谷秘史》的史蒂夫·布兰科在对中关村进行了专门访问后称赞。
改革创新再扬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5年来，虽然中关村在如何理顺政府、市场和企业等方面的关系做了许多探索，但是，“面向未来的中关村，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郭洪说。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在“1+6”政策基础上，今年9月，国家相关部委又出台了“新四条”，再破科技体制坚冰，支持中关村鼓励创新创业。目前，北京市正在制定进一步推进市属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机制变革的相关意见。
记者从中关村管委会了解到，中关村也将进一步解放思想，用好“1+6”和“新四条”等先行先试政策，抓紧推进市级层面先行先试和政策突破，让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更加遵从创新的本质和规律。
展望未来，到2020年，中关村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关村人将这一目标细分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强大引擎、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我国科技创新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
作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地，中关村将努力在全球坐标系中找准定位，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利用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描绘出了新的改革蓝图，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中关村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编辑:刚刚
